本文整理自《利益相關者》

作者：[德]克勞斯?施瓦布等著

曾有一篇新聞報道的標題非常引人注目：“丹麥在機器人領域躋身世界前十。”

這篇新聞報道的出處來源于丹麥金屬行業工人工會，該工會所代表的是丹麥金屬制造與加工行業的藍領工人。很顯然，工會對于這項成就頗為自豪。

“在這個行業，越來越多的工人和機器人并肩作戰。”這篇新聞報道中寫道，“丹麥金屬行業工人工會的目標是，到2020年，使丹麥的工業機器人數量達到1萬臺左右。”

我通過實地走訪和閱讀資料發現，無論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還是歷史上的其他時期，更多的情況是工人會抵制新技術，尤其當新技術對他們的就業產生威脅時。

在這個自動化時代，我同樣為勞動者的就業前景感到擔憂。早在2015年時，我意識到我們即將迎來一個嶄新的時代——一個擁有人工智能、先進的機器人技術以及信息物理融合系統的嶄新時代，這些先進技術共同構成了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還目睹了其他很多新技術的誕生，包括3D打印、量子計算、精密醫療等。我逐漸認識到，這些新技術就相當于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的蒸汽機、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內燃機和電力、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信息技術和計算機技術。它們將擾亂勞動力市場，改變我們的工作性質，同時也會改變我們的身份。

但是，來自丹麥的那則新聞報道似乎表明，這種恐懼可以被克服，這些高新技術未必會取代工人，說不定還能起到幫助作用。這怎么可能呢？

“我們應該擔心的是‘舊’技術”

丹麥金屬行業工人工會主席克勞斯?延森首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論據。“你聽說過有國家或公司是利用‘舊’技術致富的嗎？”他問道。他認為這絕不可能。他也不認同某些人對未來就業形勢的悲觀看法。“或許奇點大學的那些人會認為所有人都將被技術取代，”他說，“或許他們認為所有人都將茫然而不知所措，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機器人做著一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贊同這一看法。”他就不這么認為。無論是基于他的個人經驗，還是基于過去150年里該工會的歷任主席們的經驗，這種看法都是不對的。“過去，我們每次將新技術引進丹麥，”他說，“都會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所以，對延森而言，答案十分明確。“我們不應該對‘新’技術感到恐懼，”他說，“我們應該擔心的是‘舊’技術。”

丹麥金屬行業工人工會首席經濟學家托馬斯?斯瑟比談到：“人們從不擔心失業問題，因為他們有接受再培訓的機會。我們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體系。如果你失業了，我們工會的人會在一兩天內給你發電子郵件或打電話。我們會安排一次會面，談談你的具體情況，看看你是否需要提高技能，以及附近是否有公司在招聘。在幫助工會成員再就業方面，無論是立刻找下一份工作還是經過再培訓后再找工作，我們一直做得很成功。我們在全國各地建立了很多學校，課程安排由雇主和員工決定。開設這些學校就是為了讓勞動力接受再培訓和再教育。”

員工與企業之間這種具有建設性的、相互信任的關系，正在給丹麥帶來回報。盡管丹麥早已不再是“世界造船工廠”——這一地位被韓國、日本、中國和土耳其的大型企業取代，但它仍在為穿梭于世界各地的新式及老式輪船制造發動機。

雖然因為員工工資高失去了成本優勢，但它從員工的高生產力以及積極的工作態度中得到了補償。在2020年初遭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之前，丹麥的失業率僅為3.7%，僅就金屬行業工人工會而言，失業率甚至低至2%。或許更重要的是，丹麥的工資水平較高且相對平等。

據斯瑟比所言，丹麥金屬行業工人工會的成員一年能賺到60000~70000美元，每周工作時長不超過40個小時，工會參與率為80%左右。總的來說，丹麥在收入方面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之一，盡管近幾年不平等的趨勢有所抬頭。

丹麥的故事之所以更加引人矚目，是因為它與其他工業化國家形成鮮明對比。

失業率上升與再培訓機會缺失

最讓斯瑟比感到震驚的國家是美國。

美國在前兩次工業革命中都處于主導地位。在“偉大社會”的愿景下，那里曾是一個藍領工人也能實現“美國夢”的國度。但如今，美國不再是工人階層的圣地——至少在斯瑟比看來不是。當然，制造業的衰退和服務業的興起是全球大趨勢。這一趨勢持續了數十年，對整個工業化世界都產生了影響。但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失業速度異常之快。

據《金融時報》統計，1990—2016年，美國制造業減少了近560萬個工作崗位。所有工業化城市的就業數量都大幅削減。一些完全依賴一家工業企業提供就業崗位的城市遭受的打擊尤為嚴重。盡管其中一些崗位并未消失，只是被轉移到了中國或墨西哥，但的確有一半的崗位被先進的自動化技術徹底取代。相對沒那么糟糕的情況是，低工資的服務崗位取代了高工資的藍領崗位。最糟糕的情況是，壓根兒就沒有新崗位可提供給工人，至少沒有新崗位可提供給不具備大學學歷的工人。在某些行業，經通貨膨脹調整后的工資自1980年以來幾乎沒有上漲過。

此外，盡管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前，美國官方公布的失業人數一直很少，但其勞動力參與率從2000年超過67%的歷史高位，下降至2020年的62%左右，這意味著很多人已經徹底放棄找工作。相比之下，丹麥的勞動力參與率始終保持在70%左右，甚至在2020年初遭到疫情沖擊后，依然保持著這一水平。

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呢？“美國經濟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斯瑟比說，“缺乏對勞動力的教育。”不同于丹麥，美國沒有一個涵蓋范圍廣泛的工人培訓制度。這一問題在經合組織的數據中體現得很明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中，丹麥在所謂的“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方面的人均支出最多，該政策旨在幫助失業者重返勞動力市場。相對而言，美國的這一支出只有丹麥的1/15。此外，丹麥的制度還更加包容且更具彈性。最重要的是，在所有經合組織成員中，丹麥的制度最能適應勞動力市場需求，而美國在32個研究對象中僅排第19名。

這導致美國勞動力市場長期存在供需不匹配的情況。據《華盛頓郵報》財經記者希瑟?朗所言，即使現在美國為勞動者提供再培訓機會，勞動者也往往沒有意愿報名參加，因為他們擔心就算參加培訓也找不到工作；或者只是報名學習一些最基礎的IT課程，比如如何使用微軟的辦公軟件。

托馬斯?斯瑟比認為：“我理解工人為什么會對新技術和機器人有抵觸情緒。因為他們一旦失業，就很難再找到工作。他們所掌握的技能只適用于特定的公司。如果沒有一套再教育或提升技能的培訓制度，工人就會怨聲載道。這個問題很難解決，而且他們試圖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不對。他們需要做的是完善教育、發展工會”。除了斯瑟比之外，在大西洋彼岸的華盛頓特區，以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和以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為代表的智庫也提倡這一措施。

通過對比丹麥和美國這兩個案例可以發現，工業化國家最好還是重新采納以利益相關者為出發點的解決方案，并擴大對公共教育的投資。

以利益相關者為出發點，直面技術沖擊

視線轉回亞洲，以利益相關者為出發點的解決方案在亞洲同樣有效，以新加坡為例。

20世紀60年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經濟開始迅猛發展。在早期階段，新加坡把重心放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上，將其視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并且大獲成功。很多日本公司和其他跨國公司為了尋找廉價的制造業中心而進駐新加坡，使許多新加坡人獲得了體面的藍領工作，促進了該國經濟迅速發展。但隨著中國等亞洲新興經濟體緊隨其后發展起來，新加坡想要發展更加以服務和知識為導向的經濟，向價值鏈上游進軍，實現向發達國家之位的躍升。為此，新加坡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需要對工人進行再培訓。

盡管新加坡已是過去半個世紀中經濟發展最突出的國家之一，但這個東南亞國家明白，在當今的全球化經濟中，新技術和服務業崗位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國家需要不斷調整以適應變化。這也是新加坡政府牽頭設立“技能創前程”計劃的原因所在。通過這一終身學習體系，任何年齡段的新加坡人都能學習新技能，為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就業市場做好準備。

在我們觀察新加坡模式時，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值得一提。這一模式的成功離不開三個利益相關者：政府、企業以及工會。

自1965年起，這個“鐵三角”組合在所有的勞動力市場和產業政策決策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沒有對經濟活動造成重大干擾。盡管新加坡的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很大（雇用和解雇都相對容易），經濟發展至少經歷過兩次成功的轉型——一次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向制造業轉型，另一次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向服務業轉型，但罷工在這個國家極其罕見。

《日經亞洲評論》最近的報道稱，這種極具建設性的積極態度在未來仍然很重要，因為“在東南亞，技術的顛覆性影響將會給新加坡帶來前所未有的高失業率”。但有跡象表明，這波即將到來的技術沖擊不會摧毀新加坡的社會和經濟。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一項調查發現，“超過90%的新加坡受訪者表示，他們會抓住老板提供的任何機會來掌握或使用新技術”。

這表明，像美國和西歐國家這樣的經濟體面臨著三重挑戰：政府和企業必須在員工持續性再培訓方面加大投資；工會必須發展壯大，同時與企業和政府進行合作；工人自身也應當保持積極、靈活應變，不懼自己及國家將要面臨的經濟挑戰。

展望未來，我們應該記住，技術本身沒有完全的好壞之分，一切都取決于我們如何使用它。從政府到企業，再到整個社會，每一個利益相關者都負有各自的責任。事實上，即使企業家的出發點是好的，其公司的影響最終也有可能弊大于利。而且，盡管在自由市場上運營的創新型企業是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但也離不開同樣富有創新力且強大的政府這個最佳聯盟——政府會始終把社會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

歸根結底，對于創新及其推動者，我們除了擁抱和接受以外別無選擇。但是，對于那些曾經名不見經傳但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我們應當給予更多鼓勵，使其保持初心，避免膨脹成為壟斷者。技術只有在被廣泛共享時，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潛能。在人工智能時代，這一點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文章來源： 大數據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