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 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20世紀50年代，在一次對福特汽車制造廠的參觀中，美國工會老板沃爾特·路則（Walter Reuther）看到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汽車組裝機器人。正在帶路則各處觀看的高管問他， 要如何讓機器人支付工會會員費。路則回答道，更大的問題是怎樣讓機器人購買汽車。

關于機器人和AI帶來的經濟影響，未來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也存在諸多風險。對機器人的產出沒有購買需求是其中之一嗎？是時候介紹一下經濟學基礎知識了。首先，我將簡要介紹關于總需求的簡單經濟學，不涉及機器人和AI。然后，我將機器人和AI引入進來，分析它們如何契合剛剛建立起來的經濟理論框架。

我們從一句話開始：供給創造需求。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有了產出，某地某人就有收入來購買它。這是偉大的法國經濟學家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于19世紀初所寫的格言。 眾所周知，就像當時那樣，薩伊定律在今天依然適用。我說這句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薩伊定律在當時也非絕對正確——現在也一樣。因此，不僅僅是技術狂熱者會過度使用“定律”一詞來描述某種關系，有時經濟學家也會犯下這樣的錯誤。

盡管如此，在處理薩伊定律的復雜性之前，我們還是先從簡單事實說起。對宏觀經濟而言，產出等于收入，收入等于支出。可以說這是一枚硬幣的三個面。如果商品被生產出來，那么這些商品就會被有收入的人購買，生產者也因此獲得了生產這些商品的報酬。在機器人和AI驅動的世界中，這個事實依然成立。機器人可能沒有購買力，但擁有它們的人卻有這種能力。因此，假如機器人和AI提高了生產力，那么這就提高了某人的收入和消費能力。

01、凱恩斯理論的條件

現在讓我們考慮一下其復雜性。在貨幣經濟中，雖然生產帶來了可用于購買已生產出來的產品的收入，但實際上這些收入可能不會被全部用完。如果是這樣，那么生產出的一些產品就會無人購買，這就會造成產出被削減、人們被解雇，進而導致收入減少、購買能力下降，等等。這是對經濟衰退的描述。當這一過程發生逆轉時，則會引發經濟復蘇。經濟衰退不一定會發生，因為有收入可供消費。但這也是有可能發生的，因為收入不一定總是被用光。

實際上，貨幣經濟中始終存在這種波動。正常情況下，這種波動幅度很小且短暫。但是，在真正嚴峻的經濟形勢下，需求可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持續低迷。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解釋了發生這種事情的原因，并指出了若這種蕭條局面出現可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來克服它。在這些情況下，凱恩斯主張政府和央行應付諸行動，使總需求恢復正常。

然而，在過去10年間發生很多事情之后，沒有多少經濟學家認同這種觀點。凱恩斯回來了。雖然經濟學家對政策細節仍然存在明顯的分歧，但現在凱恩斯理論已經成為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們公認的智慧。他們認為，在必要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需求顯著不足的問題，政府和央行要采取行動阻止事態惡化，而且采取這類行動是它們的職責。

這并不意味著衰退（或小規模的蕭條）不會發生，但這確實意味著真正嚴重的蕭條（比如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不太可能出現，除非當局失去理智，并且出于政治或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而未能采取足夠有力的行動。

02、蕭條趨勢

在機器人和AI主導的未來及其他任何情況下，上述關于宏觀政策行動的結論都適用。但在機器人時代，采取這類行動的需求會更大嗎？也就是說，在新世界中，是否會出現因更大的消費不足而引發高失業率的趨勢，進而導致政策當局不得不用上述各種方法來抗衡？

在這個問題上，我并不是說未來很多工作都會被機器人取代，人類的就業機會將很少。只要人類仍然需要他人提供服務，并在某種程度上需要他人供應商品，那么對人力的需求就會存在。不，我打算在這里討論的失業趨勢是凱恩斯式的失業。這可能會對機器人和人類產生影響。這種可能性的出現是機器人和 AI 對總需求水平影響的結果。

AI 經濟可能趨向于抑制總需求，對此，有兩個看似合理的原因。第一個是，除非采取特定的具體措施來糾正這一趨勢，否則在新世界中， 包括機器人在內的資本所有者可能會獲得更大份額的國民收入。換言之，收入分配將從工資轉向利潤。若非企業具有同樣的利潤支出傾向，或者在利潤分配給股東時，他們也有同樣的股利支出傾向，就像賺取工資的消費者的消費傾向一樣，那么總需求就會降低。

得到同樣結果的第二個可能途徑來自工薪階層自己。無論機器人和AI是否會導致收入向利潤的轉換，它們都可能拉大兩類工作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一類工作者（及潛在的工作者）沒有什么技能，或掌握的技能 可輕易被機器替代；另一類工作者擁有寶貴的技能，特別是那些很容易與機器人和AI一起工作的工作者，他們因此享有更高的生產能力。事實上，在這個由機器主導的勞動力市場中，處境最糟糕的人拿到的工資可能相當之低，以至于很多人選擇不工作，因為他們的潛在就業收入低于 他們可以從國家獲得的福利。

換言之，機器人和AI革命可能會使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在這方面存在一系列問題——這種轉換是否被認為是可取的、是否為社會所接受、在政治上是否可持續。但是，在此基礎 上，因為相比富人，收入較低的人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往往更高，這種 更加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如果發生的話，可能會造成總需求低于生產潛力的趨勢。

03、有可能需求不足嗎

從表面上看，機器人和AI應用的擴大將加劇工作者之間收入的不平等。這似乎是有道理的。同樣，對于第一種情況，如果政府不采取任何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行動，以擴散來自機器人和AI應用獲得的利益，其影響可能是以犧牲工資為代價來提高利潤。

即便確實會發生這兩種情況中的一種，或者兩種都發生，我們也不能輕率地假定它們必然會導致需求不足。若機器人和AI革命如其狂熱者宣稱的那般影響巨大，那么整個社會都將發生根本性改變。如果基于完全不同的社會狀態和結構中的經驗來斷言，自信地認定收入分配對總需求的影響，這是不明智的。這恰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生的事情，當時的經濟學界漫不經心地設想，戰爭的結束將引發20世紀30年代的需求不足的回歸。而結果是，投資和消費支出的激增帶來了強勁的總需求。

另外，在機器人時代，不管收入分配如何變化，總需求很可能會受到一些重要的補償因素影響。在過去的20年中，這個世界曾遇到過兩股削弱總需求的強大力量。

首先，由于人口老齡化，在很多西方國家，人口結構的變化將導致儲蓄減少和支出增加，從 而產生更強勁的總需求。

其次，在進入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幾年和其后的一段時間里，世界上的高消費（且低儲蓄）國家（如美國、英國）和低消費（且高儲蓄） 國家（如中國、石油生產國）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近期，造成這種國際不平衡的根源之一已經逐漸消失到無關緊要的程度，即因為石油價格一直急劇下跌，石油生產國的順差幾乎已降至零。

全球貿易不平衡程度的降低有助于世界經濟的穩定，有助于在不訴諸不可持續的貨幣政策的情況下維持總需求。

與此同時，銀行體系正逐漸從2007—2009年的幾近崩潰和隨后的監管限制沖擊中恢復過來。它們變得更加有能力且有強烈的放貸意愿。這也刺激了總需求的增長。

除了削弱總需求的各種因素在逐漸消失，我還看得出，一種可以增 強總需求的重要新力量出現了。機器人和AI應用的普及釋放出了新機會，加之納米技術和生物技術的進步，應該會提供廣泛的投資機會。我可以輕易地想象到，AI 經濟會出現投資支出蓬勃繁榮的特征。因此，即使機 器人和AI革命確實會使收入從工資轉向利潤，我們與局部需求不足的前景也還離得很遠，但這也未必會導致總需求疲軟。情況或許恰恰相反。

04、政策響應

但還有宏觀經濟政策與之對抗。可以這樣說，如果有上述補償因素，機器人和 AI 時代的總需求還處于低迷狀態，那么事情就不會到此為止。政策當局會以上述部分或全部方式進行干預，以提振總需求。

應當承認，這可能會有一個特別棘手的過渡問題。在機器人和AI 時代發展的最初階段，如果許多人失業了，那么他們就沒有收入來支付他人提供的新服務。但這也可以借助公共政策來緩解。這是個過渡性問題，而不是終點。

因此，即便上述可能影響收入分配進而影響總需求的觀點是正確的，而且沒有補償因素，然后就由此得出這必將是一個需求不足且失業率高的時代的結論，也是錯誤的。相反，在這些情況下，機器人時代的開始階段很可能會成為擴張性政策施展的時代，包括擴張性財政政策、量化寬松或“直升機撒錢”。而政策制定者采取的首要手段肯定是實施超低利率甚至負利率政策。

超低利率也許更具可持續性，但它會帶來一系列風險和成本。最重要的是，長期維持超低利率會嚴重扭曲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可能會損 害經濟的發展潛力。此外，通過推高資產價格維持的低利率往往會導致 財富分配更加不平等。類似的觀點也適用于持續的量化寬松政策。